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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虽然是刑事处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罚，对于死刑也有死缓，对于死缓就涉及到死缓犯罪分子是否可以减刑的问题，有的人会认为死缓的犯罪分子就不能减刑，真的是这样吗死缓犯罪分子不能减刑吗欲知结果请细阅全文。
死缓是指罪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一种制度。死缓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独特的死刑执行制度，也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法律制度，最初产生于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期，由于当时我国没有，这只是刑事政策，当初死缓仅适用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损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死缓制度，1996年、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时，保留了死缓制度，并做了修改完善，扩大了死缓适用范围。死缓减刑是指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关于死刑缓期执行及死缓减刑制度，《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第五十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第五十一条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刑法》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减刑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弥补了上述不足，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第九条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此后减刑时可以适当从严。
;第十条 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被减为无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比照未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对死刑缓期执行的减刑做出了较完善的规定，该规定积极配合刑法修正案关于刑罚结构调整的制度落实，《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明确规定：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被减为无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比照未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从而，既严格限制此类罪犯的减刑条件，使其最低实际执行刑期不少于二十五年；同时又给其留有减刑的空间和希望，激励其遵守监管秩序，认真接受改造。关于未被限制减刑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减刑，根据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对于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应如何减刑，作出了明确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将其实际最低服刑刑期由十二年提高到十五年，且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刑法修正案八当中虽然对有些死缓犯要求使用限制减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死缓就不能减刑。一般死缓犯在两年缓刑期满后，无故意犯罪的话就会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而日后也会根据具体表现再次减刑。
摘要：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点，一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就只能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对其具体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混乱。这通常表现为适用死缓不当。
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点，一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就只能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对其具体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混乱。这通常表现为适用死缓不当，将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一个刑种来对待，对于那些判处无期徒刑觉得轻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觉得重了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而不问罪犯所犯罪行是否达到死刑的量刑格的情况;或者片面强调打击力度，似乎判处死缓既体现了从重从严，又增加了保险系数，不会出现把人杀错的问题;或者在一案中多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达到了死刑的量刑标准，又没有其它正当事由，出于平衡案件的需要，减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数量，将一些罪大恶极者没有立即执行死刑，而判处了死缓，等等。
另外，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由原刑法中的;罪大恶极;修订而来，如果仅从语言逻辑规则就可以看出，;罪大恶极;与;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同时强调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后者则只是强调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及其客观危害后果。这样就使人们产生了修订后的刑法降低了死刑的适用条件，亦即只应从犯罪的客观危害一个方面去确定是否应当判处死刑，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于不顾的误解，其后果同样是影响了死缓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也是一个模糊用语，造成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标准不一。在理论界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说法颇多，有观点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共同犯罪中有多名主犯，其中首要分子或者最严重的主犯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它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由于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一时激情杀人;犯罪分子出于义愤而杀死多人;其它留有余地情况的。
这种观点可以说在理论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是这么执行的。但是这种将依法应当从轻或可以从轻以及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看成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据，是否符合立法原意值得商榷。首先是在犯罪分子具有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时，依照刑法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虽然从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生死之别，但由于死缓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从刑事立法本意来看，判处死缓前提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所犯罪行在考虑了犯罪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态度等诸方面的因素后，不判处死刑不足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在犯罪后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则不符合立法原意，没有严格执行刑法死缓第67条、第68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犯罪人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因为在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犯罪分子;罪虽大，但恶不极。;。在共同犯罪中，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其它主犯如果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自不存在判处死刑的前提，如果罪行极其严重的，应判处死刑。至于;罪该判处死刑，但缺少直接证据，应当留有余地的;观点。
法律明确规定死缓的缓期执行考验期限为二年，同时根据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死缓犯的不同表现，刑法第50条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1];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上述规定较之1979年刑法第46条的规定，有了较大的修订，最明显的就是将缓期执行期间是否故意犯罪作为对死缓犯执行死刑还是减刑的标准，在对死缓期间罪犯之表现情形分为;没有故意犯罪;和;故意犯罪;两类，其中前者又包括;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这种规定铲除了原刑法第46条存在的法律;空挡;，也相对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确实有利增强司法的操作性。但该条规定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首先，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修改为;故意犯罪;后，依照其规定，只要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实施了属于故意犯罪的行为，则不论是何种故意犯罪、犯罪情节轻重如何，都应当执行死刑。比较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死缓犯执行死刑的要求更低。因为不分情节轻重，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包括于其中，范围非常广泛。
事实上，有的故意犯罪，如故意轻伤害，其社会危害性很小，甚至比一些严重的过失犯罪要小得多;有的故意犯罪，如防卫过当杀人，对这些死缓犯执行死刑，与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相悖，也不利于实现死缓制度的目的。另外，如果死缓犯实施的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情节一般的侮辱罪、侵占罪等，而被害人并没有告诉，也不存在;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的，能否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如果执行死刑，则司法机关主动查证这一犯罪事实则违反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之设立宗旨;如果不执行死刑，实际上是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这与上述规定明显相违背。其次，对于;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没有作出与;没有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情况有所区别的规定，显然不合理。因为犯罪分子凡是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属于重大立功，也足以表面罪犯在很大程度上悔罪自新，这种行为表现理应对其处理结果有所影响。上述规定使得;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与;无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之罪犯一样，被减为无期徒刑。第三，当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既实施了故意犯罪行为又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时如何处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无论是核准执行死刑还是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抑或是减为无期徒刑均与法无据。
如果说死缓制度的上述方面的立法缺陷仅是实体上的话，那么，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其在程序上同样存在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变更为执行死刑时，是否要等到二年期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阙如，论界更是各种观点杂存，致使司法实践中适用起来无所适从。另外，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但在二年考验期满裁定减刑后才被发现，而且又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能否执行死刑也是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至于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后案件的管辖以及死刑核准的法院等方面也缺乏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