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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刑如果是缓期两年执行的，如果在执行期的两年内表现好一般是可以进行减刑的。那么对死刑缓期的减刑是怎样的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请看下文：
一、死缓减刑：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分两种情况：
1.在死缓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没有故意犯罪，也就是死缓犯只要在二年期限内没有再犯罪，二年期满以后，经过教育叮减为无期徒刑，但在执行徒刑期间再减刑时应从严控制，在减刑幅度上应当适当缩短，间隔期间也应适当延长。在改造罪犯的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有的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虽然没有故意犯罪，但也没有明显的悔改表现，应当如何处理有的人提出，对这样的罪犯可以延长其死缓的考验期限，视其在延长的死缓考验期限内的表现，再作处理。我们认为，这种意见的提出缺乏法律依据。如果死缓的考验期限能够任意延长的话，那么本法所规定的二年期满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既没有故意犯罪，又没有悔改表现的死缓犯，应当认为他们还存在着改恶向善的可能性，因此，在二年期满以后，应当减为无期徒刑。这样处理，有利于教育感化犯罪分子，为以后的改造奠定一定的基础。
2.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死缓减为有期徒刑，其前提是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死缓犯在缓刑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应减为无期徒刑，如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二年期满以后，才能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等严重新罪的行为；有人认为,它是指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违反监规行为及又犯新罪的行为；另有人则认为,只要有不认罪服法、妨害其他罪犯改造的行为等，均应视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此外，原对于死缓执行期间既无悔改或立功表现又无。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表现的罪犯如何处理，未作明文规定。
1996年3月17日修改后的我国第210条，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作了如是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无疑，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应，本法也应当明确规定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同时，对于死缓执行期间没有实行故意犯罪的死缓犯罪，应一律减刑，其中对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有期徒刑，其余的应减为无期徒刑。因此，应当正确加以理解，并从严掌握。从审判实践来看，死缓犯确属故意犯罪应当执行死刑的是极少数。在确定构成故意犯罪时，通常以犯新罪为条件，并结合全案进行分析。只有确实达到故意犯罪的，才能执行死刑。
对于那些虽有一般违反监规或者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但综观全案，尚构不成故意犯罪的，因而不能执行死刑。在死缓执行期间，过失犯罪不构成执行死刑的条件。本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里并无期满以后的规定，这与死缓裁定减刑必须二年期满以后是不同的。因此，只要死缓犯在缓期二年执行的期间内，故意犯罪而又查证属实的，随时都可以依法核准执行死刑。但是，如果是在缓期工年执行期满后，尚未裁定减刑前，又犯新罪的，不能视为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因而不能核准死刑。对这种罪犯，应当依法予以减刑，然后对其所犯新罪另行起诉、审判，作出判决。
只有当所犯新罪是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才能执行死刑。死缓犯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限是二年，但是，这并不是说故意犯罪的死缓犯只有等到二年期满以后才能执行死刑。如果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期限之内故意犯罪，只要经查证属实的，就可以随时执行死刑，而不必也不应该等二年期满。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应当由对其担负监管任务的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经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厅审核同意后，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应当注意的是，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必须报请有核准死刑权的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而不应当重新起诉，另行判决。死缓的缓期为2年，如果是在这期间故意犯罪的话，则两年期满后就会执行死刑。反之，要是悔罪表现或有立功行为的话，则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减刑。而具体减刑多少年，则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二、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第十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四年以上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三年以上二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二年以上二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比照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职务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恐怖活动犯罪罪犯，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毒品再犯，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一般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比照本规定第十条减为二十三年以上二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一次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第十二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不服从监管、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应当适当从严。
第十三条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五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一次减刑不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二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间隔时间可以适当缩短，但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
第十五条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确终身监禁，不得再减刑或者假释。
第十六条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以及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满二年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可以酌情减刑，减刑起始时间可以适当缩短，但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第十七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罪犯减刑时，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酌减。酌减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罪犯减为有期徒刑时，应当将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减为七年以上十年以下，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最终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摘要：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点，一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就只能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对其具体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混乱。这通常表现为适用死缓不当。
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点，一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二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就只能依靠法官的主观判断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对其具体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混乱。这通常表现为适用死缓不当，将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一个刑种来对待，对于那些判处无期徒刑觉得轻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觉得重了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而不问罪犯所犯罪行是否达到死刑的量刑格的情况;或者片面强调打击力度，似乎判处死缓既体现了从重从严，又增加了保险系数，不会出现把人杀错的问题;或者在一案中多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达到了死刑的量刑标准，又没有其它正当事由，出于平衡案件的需要，减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数量，将一些罪大恶极者没有立即执行死刑，而判处了死缓，等等。
另外，由于;罪行极其严重;是由原刑法中的;罪大恶极;修订而来，如果仅从语言逻辑规则就可以看出，;罪大恶极;与;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同时强调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后者则只是强调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及其客观危害后果。这样就使人们产生了修订后的刑法降低了死刑的适用条件，亦即只应从犯罪的客观危害一个方面去确定是否应当判处死刑，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于不顾的误解，其后果同样是影响了死缓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也是一个模糊用语，造成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标准不一。在理论界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说法颇多，有观点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共同犯罪中有多名主犯，其中首要分子或者最严重的主犯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它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由于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一时激情杀人;犯罪分子出于义愤而杀死多人;其它留有余地情况的。
这种观点可以说在理论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是这么执行的。但是这种将依法应当从轻或可以从轻以及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看成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据，是否符合立法原意值得商榷。首先是在犯罪分子具有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时，依照刑法第67条、第68条的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虽然从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有生死之别，但由于死缓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从刑事立法本意来看，判处死缓前提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所犯罪行在考虑了犯罪情节、后果及犯罪后的态度等诸方面的因素后，不判处死刑不足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在犯罪后投案自首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则不符合立法原意，没有严格执行刑法死缓第67条、第68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犯罪人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因为在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犯罪分子;罪虽大，但恶不极。;。在共同犯罪中，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其它主犯如果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自不存在判处死刑的前提，如果罪行极其严重的，应判处死刑。至于;罪该判处死刑，但缺少直接证据，应当留有余地的;观点。
法律明确规定死缓的缓期执行考验期限为二年，同时根据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死缓犯的不同表现，刑法第50条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1];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上述规定较之1979年刑法第46条的规定，有了较大的修订，最明显的就是将缓期执行期间是否故意犯罪作为对死缓犯执行死刑还是减刑的标准，在对死缓期间罪犯之表现情形分为;没有故意犯罪;和;故意犯罪;两类，其中前者又包括;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这种规定铲除了原刑法第46条存在的法律;空挡;，也相对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确实有利增强司法的操作性。但该条规定亦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首先，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修改为;故意犯罪;后，依照其规定，只要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实施了属于故意犯罪的行为，则不论是何种故意犯罪、犯罪情节轻重如何，都应当执行死刑。比较而言，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死缓犯执行死刑的要求更低。因为不分情节轻重，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包括于其中，范围非常广泛。
事实上，有的故意犯罪，如故意轻伤害，其社会危害性很小，甚至比一些严重的过失犯罪要小得多;有的故意犯罪，如防卫过当杀人，对这些死缓犯执行死刑，与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相悖，也不利于实现死缓制度的目的。另外，如果死缓犯实施的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如情节一般的侮辱罪、侵占罪等，而被害人并没有告诉，也不存在;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情况的，能否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如果执行死刑，则司法机关主动查证这一犯罪事实则违反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之设立宗旨;如果不执行死刑，实际上是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这与上述规定明显相违背。其次，对于;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没有作出与;没有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情况有所区别的规定，显然不合理。因为犯罪分子凡是具有立功表现，即使不属于重大立功，也足以表面罪犯在很大程度上悔罪自新，这种行为表现理应对其处理结果有所影响。上述规定使得;无故意犯罪而有立功表现;的罪犯与;无故意犯罪亦无立功表现;之罪犯一样，被减为无期徒刑。第三，当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既实施了故意犯罪行为又确有重大立功表现时如何处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无论是核准执行死刑还是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抑或是减为无期徒刑均与法无据。
如果说死缓制度的上述方面的立法缺陷仅是实体上的话，那么，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其在程序上同样存在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变更为执行死刑时，是否要等到二年期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阙如，论界更是各种观点杂存，致使司法实践中适用起来无所适从。另外，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但在二年考验期满裁定减刑后才被发现，而且又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能否执行死刑也是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至于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后案件的管辖以及死刑核准的法院等方面也缺乏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