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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案件，由有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复核，以决定是否核准死刑判决并执行死刑所应当遵循的程序。再审程序，是指为了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与作出裁判的诉讼程序。二者有以下区别：
审理对象不同：死刑复核是对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死刑案件进行复核，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错误判决；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包括正在执行和已执行完毕的判决、裁定，目的在于纠正裁判中的错误。
提起的主体不同：死刑复核程序是由作出死刑判决、裁定的法院主动报请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则由当事人提起或由原裁判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或由其上级的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指令再审，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开始。
提起的理由不同：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或第二审人民法院主动将案件报请有核准权的人民法院而引起，不需要其他理由；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前提是发现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运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提起的时间不同：死刑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规定期限内报请有权人民法院核准；提起再审程序，法律并没有期限限制，只是在发现新罪或者无罪改判为有罪时，应在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内才能提起。
;受理案件的法院审级不同：依照死刑复核程序规定有权进行复核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再审程序审理案件的法院，既可以是原审人民法院，也可以是任何上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裁判的效力不同：死刑复核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生效的判决、裁定，应当交付执行；再审程序中的判决、裁定的效力取决于再审判决、裁定的程序和审级。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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